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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楚人造的船是什么样的?又怎样制造了一起惊天“大海难”







黄凤春研究员说:

  舵的使用

  是中国造船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发明,

  凤凰山位于

  楚南郢城内,

  这件船的形制

  所体现的

  无疑应是楚制。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还处于奴隶社会的古代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件:国家元首周昭王乘坐“专船”行至汉水流域时,突然发生“海难”,这艘木制的堪称那个时代的“泰坦尼克”号直接在江心解体,周昭王及随员葬身江底。据《左传·僖公四年》等历史文献记载,后经“国际社会”认定,这次“海难”是一起“恐怖行动”,幕后黑手直指当时位于南方的蕞尔小国——楚国。

  楚人为何要在周昭王乘坐船上做手脚,蓄意制造一起惊天“大海难”,谋害国家元首周天子呢?这,还要从楚国的崛起开始说起。

  西周初年,悄然崭露头角的楚,还处于和平发展的阶段,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周王朝的臣属关系,周楚关系较为缓和,甚至还出现了“周公奔楚”事件,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不过,当历史进入周昭王时期时,楚人经过长期的“筚路蓝缕”,国家渐呈勃兴之势,并开始推行武力扩张。随着一个又一个自己的封国并入楚国疆域,周天子有些坐不住了。

  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是说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另据《竹书纪年》记载,为征服楚国并获取楚荆的铜矿等资源,周昭王曾三次率师攻楚。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昭王亲率兵马南征楚荆。大军越过汉水,东夷、南夷臣服来见的有26个邦国,胜利而归。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被楚军击败,西六师丧失殆尽。昭王大怒,于是在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发动了第三次攻楚之役。

  周昭王时代的楚国,国力十分微弱,论爵位只是个子爵,论地位只是个附庸类型的小国,其军队按周制充其也只有2500来人,无论如何,面对率领六师以南征的周昭王来说,当时的楚国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绝对不是作为天下共主周天子的对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楚人设计制造了用胶粘接的船只,骗得昭王上船,待船驶至江中时,胶液开始融化,船只解体成碎片,周昭王及其随从人员,全部溺水而死。楚军乘胜追击,周人“丧六师于汉水”,导致全军覆没。

  关于这一事件。《史记》引用了《帝王世纪》的记载:“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之中流,胶溶船解。王及随从俱没水中而崩。”

  

  山东古船博物馆

  周昭王之死,与如今失联的马航班机一样,在细节上还有很多谜团。但作为国家元首的周天子,愿意在征伐楚国时乘坐楚人的船,至少说明早在西周时期,楚国就已经掌握了先进的造船技术,且就当时而言,楚人造船业应属先进之列。考古发现证明,在新石器时代,船就已经问世了,而船的发源地就在长江流域。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水经注·沔水》中,两次提及楚人在纪南城的西南和东面开凿人工运河,可见,楚人对都城的水运事业是非常重视的。

  水运需要船,而且应该是大船。虽然,多年来的考古发掘,没有发现楚国任何船的实物,但从楚故都纪南城的水门遗址,还是能从细节中看到历史的端倪。《纪南城考古勘探简报》告诉我们,在楚国故都纪南城内,有四条古河道,宽度在40至60米之间,成“斤”字形分布。从这些古河道的宽度和深度来看,上百吨的船只应该可以直接进入都城之内。

  

  纪南城建有三座水门,一座在城北,一座在城南,一座在城东。城内的河道,出城南水门,可以连通长江故道沱江;出城东南水门,可以直达扬水、夏水和汉江;而出城北的水门,则可以直通水师基地。

  

  纪南城水系分布图

  

  有考古专家认为,在纪南城北枣林铺附近有一处南北宽200米,东西望不到边的大水面,过去与城内的古河道朱河相通,是楚人理想的水师操练基地。这其中,楚学专家刘玉堂、袁纯富先生明确的表明了观点:“楚人在纪南城建都时,在其北门筑水门就可能与这里的水师基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然,楚在城北设置规模较大的水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城址北的朱河水系是一条短源近而没有通达北方各地交通能力的水道”。

  据史学家对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统计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仅在西楚地区就有水运码头和民间渡口1400多座。从《左传·昭公十九年》中记载的“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来看,楚平王曾在荆州的“城郢”建立了造船场。刘玉堂、袁纯富在《楚国交通研究》一书中这样写道:“当年楚都的造船场,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的情况分析,当在今荆州城西门外的故长江江湾处和沙市江津西南通江的地方。”的确,1967年,交通部门在疏通河道时,发现了大量的古代修造船时遗留下来的竹、木、麻等残杂遗物,即可证实今荆州城西和沙市西南濒临故长江的地方是楚人造船的场地。因此,专家认为,郦氏在《水经注》中说‘今城楚船宫地’是可信的。

  《水经注》中所说的“船宫”,其实就是那时专门用于造船的“工厂”。虽然,楚国“船宫”的规模我们无法知道,但我们则从秦汉的造船工场中找到了参照系。1978年,广州发现了一处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考古专家发现,在造船场里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那时可以采用船台与滑道相结合的结构原理制造重达50-60吨重的大型木船。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先生认为:“这作坊的时代虽属秦汉时代,但自战国中期以后,岭南一直就隶属于楚,这巨大的造船作坊不能不说它与楚国的造船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我们还是从出土文物中看到了楚船的影子。1976年,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从纪南城内的凤凰山汉墓里出土了平底的内河航船,虽然是模型的明器,但在遣册上记有“大舟二十三桨”。经复原研究,得知汉代的所谓“大舟”,设有11对桨和1个舵,这正好与二十三桨相吻合,只不过,古人将那舵也称之为桨了。黄凤春先生说:“舵的使用是中国造船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发明,凤凰山位于楚南郢城内,这件船的形制所体现的无疑应是楚制。”

  

  凤凰山汉墓出土的内河航船模型

  有意思的是,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了5件鄂君启节,其中有2件舟节。这个舟节,是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经关通行的免税凭证,上面铸满金文,铭文规定:“屯三舟为一舿,五十舿。”也就是说,鄂君一个人就拥有150只免税的商船。鄂君启节的发现证明,战国时楚国具有制造大型船舶的能力。

  发达的造船业,还催生了楚国一支特殊的兵种——舟师。珍贵的出土文物,让我们比较直观的看到了楚国舟师作战的激烈场面。比如,在楚地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饰有金属镶嵌的战斗纹样,有290多人浩大的作战场面。船上的士兵有的摇楫,有的射箭,有的击鼓,非常生动。这充分说明,楚国“海军”的战船之强大。

  

  鄂君启节铭文局部

  

  《左传》这样描述了楚国“海军”的战力,襄公二十四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昭公十九年,楚国出动舟师伐濮。昭公二十四年,楚又动用舟师伐吴,侵入吴疆。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前,吴、蔡、唐伐楚,楚军与吴军夹汉水而处,楚军沿汉水而与吴军对峙。由此可知,楚军也由舟师运送而来。昭公十七年,楚军沿江从“上流”而下,显然是用船运送军队。

  春秋末至战国初,楚国“海军”得到重要的发展。楚人不但制造了大量的各式战船,摸索出了适宜水上战斗的水战兵法,还发明了专门用于舟战的水战兵器。

  《墨子·鲁问》中写道:“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在楚共王二十一年,优秀的兵器制造家、鲁班“自鲁南游楚”,为楚国设计和创制了一种名叫“钩强”的“舟战”利器。凭借这种水战利器,楚国战船在处于劣势、被迫逆流而退时,可以其阻挡敌国战船接近;而处于优势而进攻时,则可以钩住顺流而退的敌国战船,进行接舷战。

  

  水陆攻战纹铜鉴

  钩强配备战船,使楚国舟师战斗力大大增强,一时使北方诸侯“惧楚”。《左传·襄公三年》记载:“子重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楚两军在江面上相遇,3000名士兵跟在300辆战车(舟)后一举攻克了鸠兹邑。清代历史学家顾栋高在研究了《左传》和《春秋》后得出结论:“子重之克鸠兹也,为今太平之芜湖,此用水也。”据此,发生在公元前570年的鸠兹之战,就是我国古代有记载的最早水战。

  楚国立国八百年,从默默无闻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靠的就是楚人以智慧创新、以谋略设局、以不断变革推动社会进步。周人有周礼,楚人乃南蛮,既然无礼也就少了思想和精神上的约束,创新的精神让楚人的思维、思想得以自由迸发,推动着这个蕞尔小国一步步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然而,当楚国“成年”辉煌后,却抱残守缺,丧失了进取意识、危机意识,无法调整已固化的利益集团,导致“楚才”被“晋用”,改革失败,江山不保!都说读史可以明鉴,此言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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